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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07-24 20:41:32
明升体育【最高检:大检察官研讨班闭幕,首席大检察官要求:“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
7月21日,大检察官研讨班在京闭幕。最高检党组书记、检察长、首席大检察官应勇在会上指出,未来五年是全面推进检察工作现代化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要做到“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并从严格依法办案、优化案件管理、敢于善于监督、深化数字检察等四个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最高检党组副书记、常务副检察长童建明强调,新一轮检察改革即将启动,各级检察机关要结合本地实际,抓好贯彻落实。(来源:高检网)
“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 实际上是将“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要求落实到位。喊出口号容易,但只有真正体现在每一项制度、每一个案件、每一次执法中,才能让人民群众真正相信口号不再是口号。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2023上半年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共立案31.6万件】
2023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收信访举报168.6万件次,其中检举控告类信访举报52.7万件次。处置问题线万件,其中立案中管干部36人、厅局级干部1588人、县处级干部1.3万人、乡科级干部4.2万人;立案现任或原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3.1万人。处分25.8万人,其中党纪处分21.1万人明升体育、政务处分6.8万人;处分省部级干部18人,厅局级干部1355人,县处级干部1万人,乡科级干部3.3万人,一般干部3.6万人明升体育,农村、企业等其他人员17.8万人。(来源:新华网)
这些数据说明:苍蝇和老虎必须都要打,而且要毫不手软地打,坚持打。与此同时,还需要思考:信访举报是送上门的民情,如何确保信访举报的有效性,如何保护依法信访举报者的合法权益,如何处理非法打击依法信访举报者的行为。只有严格保护好依法信访举报者的权益,才能让民情更多地送上门。
近日,《中国慈善家》报道:2023年4月3日,北漂20多年的网约车司机陈志云“猝死”在车上。据公安机关开具的死亡证明上,陈志云的死因为“猝死”。家属认为,陈志云5年间一直为一家网约车平台工作,理应得到相应赔偿。对此,平台给出的答复是:“彼此间并没有劳动关系,只是合作关系。”(来源:中国慈善家)
随着平台经济的迅速发展,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的同时,也让维护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面临诸多新问题,平台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引发社会普遍关注。2021年7月明升体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首次明确平台责任、报酬、休息、职业伤害保障等多个焦点问题,承认平台用工的特殊性,即使没签劳动合同也算用工关系。不过,在司法实践中,平台与劳动者的用工关系还是存在争议。此前的相关案例中,几乎没有认定网约车司机和平台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7月23日下午,齐齐哈尔第34中学体育馆发生屋顶坍塌事件,据报道,当时一共有19人在体育场馆内,目前有4人自行脱险,15人被困。消防到场搜救时,4人已没有生命体征,6人抢救无效死亡。其后,又有5个人抢救无效死亡。目前,已确认11人遇难。(来源:央视新闻、人民日报)
目前,当地官方和媒体公布的只有冰冷的数字,并没有具体的姓名。到当前为止,没有人从公开渠道知道孩子们的名字,公众只能从报道中零星知道他们是中学的排球队员,正在集训,准备到湖北去打比赛。数字是冰冷的,而名字是鲜活的,数字不是真相,名字才可能是真相。因为数字可以出于种种原因被修改,但名字却难以隐藏。
据德国广播电台报道,德国议会党团已同意对《竞争法》进行一项根本性改革。依据修改后的《竞争法》,位于波恩的联邦卡特尔局将获得额外的权力。未来反垄断机构将不必再证明企业各自存在的反竞争行为,就能在市场秩序受到扰乱时积极应对。(来源:法治日报)
这对所有正在与高价格作斗争的消费者来说是个好消息。未来,当市场秩序遭到扰乱时,当原油或食品等价格无缘无故飙升时,联邦卡特尔局能更好地干预。自2022年以来,德国汽油、柴油价格迅速上涨,联邦经济部为此启动上述改革计划。今年4月初,德国联邦政府通过相关法律草案,各议会党团目前已就一些较小改动达成一致。德国的做法,很值得借鉴。
报道称,美国法官21日判决,旅美刑事鉴识专家李昌钰,针对1985年一起谋杀案“伪造证据”负有责任,导致康涅狄格州2名没有犯下谋杀罪的男子入狱数十年。李昌钰有支付损害赔偿的责任,金额将由陪审团决定。(来源:环球网)
这则新闻的启示有二:一,人千万不要被别人也别被自己封神,一旦封神,终有一天会被拉下神坛,而被拉下神坛的那一刻,所谓的“神”,会露出“鬼”的一面。二,法医类刑事证据专家作伪证,必须要承担法律责任,包括赔偿责任。美国法院判李昌钰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我们的法院也不妨好好借鉴。
【彭诚信(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算法识别”决定个人信息保护路径】
个人信息作为权利客体的本质特征是算法识别,由此决定了个人信息权的法律属性及其规则内容的特殊性,这成为区分个人信息权与传统人格权的实质要素。据此,并非所有“可识别”的信息都是个人信息权意义上的个人信息,亦非所有涉个人信息的纠纷都可以适用个人信息权予以解决。只有“算法识别”的信息才属于个人信息权客体范围内的个人信息;只有运用了算法技术的个人信息纠纷,才能适用个人信息权。(来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23年第3期)
彭诚信教授在另一篇论文《数字社会的思维转型与法治根基——以个人信息保护为中心》中曾说:“传统线下社会到数字社会的变迁,使得法律人的思维方式发生了转换,对个人信息进行独立的制度设计和保护成为共识。个人信息在数字社会中兼具人格与财产双重属性,存在于其上的个人信息权表现为内含财产权益的人格权益。其中人格权益专属于个人且由其独享,财产权益则可由信息处理者与个人共享。人格权益的专属性决定了信息处理者须拥有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基础并履行个人信息保护义务。
而对于财产权益分配,并不必然选择私法路径,通过征收数字税、设立数字基金等方式让人们获得数字红利,或许是更契合数字社会财产分配的选择。无论是传统线下社会还是数字社会,制度设计的核心追求在于实现诚信,数字社会以个人信息为载体,使人的主观诚信有了向客观诚信转化的计量可能,并由此实现数字社会的真正价值。”以此来评论《“算法识别”决定个人信息保护路径》这篇论文,更为通俗易懂。